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供应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在实施措施上，企业减税、放松管制和削减社会支出是供应学派主张的几个杀手锏。

而在我看来，虽然比美国晚了几十年，但放松管制在时下的中国，同企业减税一样具有特别的意义。

且看，美国运输业如何在放松管制的政策下迎来发展的春天！供给侧改革，或许不久之后，我们也有与UPS这样世界巨头一争天下的机会！

以下资料引用自：运输管理 - 牛保国、周骞文章

1940年以后，美国几乎对所有运输方式的管制制度都已形成。运输业的管制也从主要着眼于对垄断企业——铁路的控制转向于对运输市场过度竞争的管制。如1935年国会通过的《汽车承运法》，把从事州际和对外贸易的汽车置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管辖之下，规定对于新进入汽车运输领域的经营者要求必须有“公众便利”或必须符合公众利益的证明，合同运输企业则必须有经营许可证，同时运价受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控制。

管制是政府矫正市场的手段。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原来针对过度竞争导致市场失灵的管制逐渐演变成了管制失灵即政府失灵问题。

20世纪70年代后，多数消费者认为运输管制影响了他们的利益，因为管制对运输业的保护多于对公众利益的保护。他们认为，管制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运输市场的竞争，也阻碍了新技术在运输业的推广，使他们无法享受到由于竞争和技术进步而得到的利益。同时，学术研究指出，管制造成了较高的社会成本，并使资源分配效率大大降低，运输业、特别是铁路运输在严格的管制下市场适应能力明显减弱，经营状态每况愈下，亏损严重。众多运输企业由于在价格、业务范围、合并、资本投资等方面的强硬管制和其他原因而不得不申请破产。

卡特政府时期，各方已经意识到竞争和市场力量是各项运输业务最好的调节者，开始运输放松管制。为拯救铁路运输业，1973年和1976年美国国会分别通过了对铁路放松管制的法律；1978年立法通过放松对民航管制；1980年放松了对公路运输的管制：里根政府上台后，奉行供应学派经济学主张，推动国会于1985年批准撤消了民用航空委员会(CAB)；1995年通过了《ICC终止法》。这些法案放松了对铁路、民航、公路和其它运输方式的市场进入和运价管制，鼓励竞争，扩大企业自主决策范围。相应的政府管制转为了对安全标准、技术标准、环境保护的严格监控。

放松管制后，随着新企业蜂拥进入运输市场，新技术和新运输装备的大量引入，使得运输能力大幅增长，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显著提高，同时运价也大幅下降，以至于出现了低成本航空公司以灰狗大巴为竞争对手的现象。1976年6月，美国仅有29家注册航空公司，放松管制后，到1986年1月，已注册运营的航空公司数量就多达180家，其中从1978年至1986年，就有198家航空公司进入市场；从1970年至1990年，美国航空公司的客座率从35%上升到62%；航空运输完成的客货运输周转量从1970年的110亿人英里和33亿吨英里上升到1990年的130亿人英里和110亿吨英里。

放松管制后，美国的货运企业从1982年的4.7万个发展到1997年的30万家。布莱尔等人对佛罗里达州公路运费进行比较研究表明：由于州内放松管制的实施，公路运费降低了大约14%，从而大大提高了公路的运输效率。而对美国铁路业在放松管制之后的经营费用进行的分析表明，在1980-1985年的5年间美国铁路年均经营费用下降26%，但运量保持不变，投资则保持增长。还有人推算，美国完全取消航空领域的管制，部分取消了汽车运输、天然气领域的管制，大量取消了铁路和电信管制，加上有线电视、经纪业等领域的改革，放松管制的改革收益每年在358亿美元到462亿美元之间，而未实现的预期收益也有200多亿美元，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许多原因，放松管制可以说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

原创：严旸 深圳博维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