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民减肥的时代，在远离战争和灾难的地方，得益于现代发达的农业和食品工业，以及互联网和全球物流的输送能力，我们这代人前所未有地把享尽天下美食这一过去的美好愿望变成了一种日常的生活习惯。

然而，我们不应忘却的是，在人类历史上，饥饿，也是掠夺和战争的原动力。

英国历史学家丽兹•科林汉姆（Lizzie Collingham）写过一本书《战争的滋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食物的战争》（The Taste of War：World War Two and the Battle for Food），探讨了食物对于二战的影响。

 

二战前的德国，谷类、食糖、土豆和肉类等关键食品的生产依然无法完全满足全国人口每天的卡路里需求。而又不能将命运寄托在英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上，为了能在食物供给上独立自主，领土扩张是一个必然的选项。

为了应对粮食危机，德国对内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对外希望通过征服欧洲解决供应上的困境。德国把夺取乌克兰广袤的农田提升到了跟夺取高加索油田同等的战略高度，并通过围困和占领从苏联领土上掠夺了大量粮食和牲畜资源。

可是，战争并没有解决问题，虽然德国基本保证了战争机器的运转，但1941年德国人的食品摄入量比战前下降了约20%，以至许多德国青年入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国防军和党卫军的诱人伙食，【周二严语】换个视角读历史：食物短缺与世界秩序。

日本的扩张同样也是由饥饿驱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动员上百万日本农民移民中国东北，期望可以解决本国的农业危机。在二战中，日军“以战养战”的后勤补给策略实际上是食品匮乏和物流水平低下中的无奈之举。每一场战役中几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战役目标即夺取对方的粮食和物资。

因争夺食品而爆发的战争，最终仍然以食品短缺告终。1941年，日本尚能保证人均每天336克的大米供应；而到了1945年，这一数字降到了234克。被美军困在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因为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战死者。

和德日一样，战前苏联的战略目标，也是摆脱由英国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食品供给的“自力更生”。由于地理原因，苏联无法进行对外扩张，转而对内整合农业模式——国家主导的农业集体化。这种压榨让国家控制了农业，却没有提高农业生产率，结果是数百万人在大饥荒中饿死。最终，是来自美国的食物援助，让红军士兵能够有力气与德军血战，挽救了苏联。

 

世界的灾难，成就了美国农业的繁荣。二战也是美国农业技术革新的重要时期，杀虫剂，化肥，杂交品种的广泛引进，极大的推动了农产品产量。美国成了整个同盟国的粮仓。

对于美国来说，二战也是食品工业规模化生产的辉煌时代。美国国内完整的食品供应链在无数海外订单需求的刺激下高速运转，其巨大的产能，通过强大的后勤运输能力，向全球肆意释放，SPAM午餐肉+好彩牌香烟成为了战场上的食品霸主，战争后期，除了美国大兵，无论是东欧原野上的苏军，还是亚热带丛林中的中国远征军，都有充足的卡路里摄入，体能与士气远远超过对手。

美国在二战中大量制造的工业化食品，不仅保障了同盟国的胜利，提高了美国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准，甚至改变了世界人民的口味和饮食习惯。战后，美国的食品援助，布满了嗷嗷待哺的欧洲人的餐桌，养育了一代欧洲吃货。让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取代英国的超级强国。

科林汉姆认为，二战时的食品短缺经历，让欧洲国家开始反思自由市场经济的不足。这产生了通过计划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政策——这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而美国因为战时农业的繁荣，反而增强了对市场经济的巨大信心。这让美国在战后对于国家调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不感兴趣。

食品，将世界秩序划分成两个时代。二战之前食物匮乏的时代和二战之后食物充足的阶段。战后西方世界的繁荣，来源于更充足的卡路里和蛋白质供应、更多的农地和更有效的农业技术。这让科林汉姆感叹，如果农业革命能够发生在战前的世界，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本来可以避免。